本国陪审制度的兴亡,集中人民陪审员制度

发布时间:2020-02-11  栏目:汉朝历史  评论:0 Comments

在汉语中,”陪”这个字含义丰富。
一般而论,”陪”字总能表明行为主体的辅助地位或作用,例如,陪同访问,陪同视察,改革开放之后还出现了陪读之类。
当然,近年来出现的什么”陪泳”,”陪聊”,”三陪”更是发展了”陪”的含义,为其附加上或者说挖掘出一层暧昧的含义。
不过,在词语的密林中,是非与误区较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当”陪”一旦与国家庄严的审判活动联系起来,”陪”的实际含义马上有了本质的变化。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陪审是我国一种法定的诉讼程序,属于审判制度的范畴。
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意味着普通公民可以参加审判活动,并且在审判中享有同法官一样的权利。
这样一来,陪审的”陪”字竟又显出几分庄重与威严。

一则新闻中这样写道:在审判长的左侧,坐着一个身穿便服的“老大哥”,他一言未发,却表情严肃。开庭时,他与审判长、审判员一起进入法庭;休庭时,他们又一同退出法庭。
参加过我国法院庭审的人都会发现上面的这一情形。而这位坐在审判长左侧的人就是人民审判员。上面的情形形象展现出,在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4月24日结束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10个省,各选5个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人民陪审员制度并非新制度
人民陪审员,不是一个新职业;人民陪审员制度,也不是一个新制度,它已有6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就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历史上的第一部单行法律,陪审制度在体制和机制上也趋于完善。
人民陪审员参审曾说得最多的是“我同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然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却打了折扣。人民陪审员不光在陪审的次数上,还是其陪审作用的发挥,时常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据媒体报道,庭审过程由法官主导,人民陪审员很难真正体现作用,有的法院甚至固定几名陪审员轮流“上班”。人大代表、技术专家、律师和法学家、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等成为人民陪审员的主体,为数不多的人民陪审员每人年均参与陪审十多次;但在一些社会公众广为关注的敏感案件中却很少看到人民陪审员的身影。有的地方在庭审中不发言的人民陪审员占比超过一半,说得最多的话是“我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曾表示,无论是媒体、律师还是社会公众,往往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怀疑、漠视和观望的态度。该制度的存在似乎也并未有效减少或遏制公众对于司法无序参与的需求、方式和程度。这说明,人民陪审员制度尚未真正发挥其预期的功能和价值,需要进一步改进。
截至2014年底,全国人民陪审员共约20.95万人,普通群众比例为70.2%。2014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219.6万件。如何让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更为良好的作用,就成了当务之急。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促进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仅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
所以,4月2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草案进一步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剑指现实中的弊病。
让“专业参审”回归“公民陪审”
有评论指出,这一轮陪审制度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陪审制度改革的框架设计是: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从这次最高法院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来看,“司法民主”才是陪审改革的方向。这一制度也将与此前已经铺开的“立案登记制”一起,构成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媒体普遍关注到了草案中在扩大陪审员来源上的重大改变。若此试点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每位符合基本条件的公民都有权成为陪审员,也都有可能被随机抽中为陪审员。当然,司法民主在个案中能否得到彰显,还需要试点的实证数据来支撑。选择一些典型地区,以陪审制度改革先行者的姿态先行先试,不失为一条较为稳妥的改革方案。
人民陪审员权利逐渐明晰 在现有的制度下,人民陪审员是如何履职的?
人民陪审员谁能当?——一般为28周岁以上,高中以上文化学历
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作了说明。周强表示,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足。
改革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是这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试点的主要内容之一。
实行试点后,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年龄条件从23周岁提高到28周岁,将学历条件从一般为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改为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但是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什么?——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去年,全国法院提前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全国陪审员总数达到21万人,共参审案件219.6万件。
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周强说,积极拓展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吸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系人民陪审员首次参审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后,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范围将被扩大。明确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原则上实现人民陪审制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当事人、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制审理。
人民陪审员怎么当?——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
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决定》除明确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外,还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而实行改革试点后,将进一步探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逐步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过程中,独立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不再对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
我国陪审制度是在借鉴了前苏联和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和“解放区”,当时的工农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民主政府都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较为现实地、直接地反映了人民在司法上的愿望与要求,因此被广泛推广采用,成为审判工作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并作为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司法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和人民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这是我国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十五条规定,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对陪审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采用人民陪审员制度,以方便群众参与案件审理,并且陪审员可以提出异议。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陪审制度。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工作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是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历史上第一部单行法律,对陪审制度的各个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使我国的陪审制度在体制和机制上趋于完善。

在西方,陪审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
近代意义的陪审制度出现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
在英国,陪审制度出现于公元11世纪前后,而在法国,它出现得更早一些。
虽然经过漫长的发展,同时也由于各种因素,陪审制度在今天的英国和法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在美国,陪审却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制度。
据说,现在美国有陪审员300万人,每年由陪审员审理的案件大约有30万件。
不仅如此,人们还发现,美国的大陪审团在查明重大刑事案件的事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近代的陪审制度最早出现在清末。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现实,陪审制度屡次被提出,但屡次不能实施。
国民党政府曾经规定,凡政治案件皆需陪审,但它很快又废除了这一规定。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代就曾经规定了陪审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陪审制度因此而成为我国宪法的原则。
同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在此基础上,又由于最高法院法院和司法部针对陪审制度的一系列文件,陪审制度在我国基本形成。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从1979年开始,陪审制度的地位又有所下降,陪审实践又严重萎缩。
虽然1979年新颁布的法院组织法还明确规定一审案件实行陪审的原则,同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也坚持了陪审原则,并且还有比较细致的规定,但是,我国1982年宪法没有规定人民陪审制度,而1983年新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删除了原有的关于陪审的规定。
至此,陪审制度已经从宪法原则地位下降为诉讼法中的原则,昔日的风光不再。
其实何止是风光不再,陪审制度简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法院自己可以决定在审判一审案件时是否采取陪审员制度。

这样重要的变化,也就是一种制度从宪法原则下降为诉讼法的原则,要是在西方国家早就引发了全民投票的问题,可是在我国,这种变化进行得非常平静,完成得异常顺利。
当然,这也仅仅是文字上的变化,是纸上的变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陪审制度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天地翻覆”。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后陪审制度得到了宪法的承认,并在法院组织法中还有一些具体规则,但是,由于若干原因,当时的陪审制度在实践中运行得并不令人满意。
第一,虽然当时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都规定了陪审制度,而最高法院和司法部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文件,用来具体指导陪审实践,但是,毕竟还是原则规定太多,而可供法院或普通公民参考实行的细则太少,这不能不严重妨碍陪审制度的实践。
第二,大家也都知道,共和国刚成立的那些年,党和国家还没有把法律当作是重要的根本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因此,我们的司法实践局面很小,诉讼也不多。
这也不利于陪审制度的发展。
第三,根据经验,我们都知道,要想让任何一种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就需要某些与之配套的、甚至是相互制约和牵制的其它制度的存在和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陪审制度而言,它的发挥作用还需要审判方式的某种变化,需要辩护制度的有效存在,需要其它有关程序制度的存在。
没有这样一些条件,单独存在的陪审制度,由于不能借上其它制度的力量,因此也就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总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陪审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好。
早在1961年,最高法院就已经发现,”不少地方对陪审制度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执行了”。

相反,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陪审制度的法律地位有所下降,甚至是严重下降,但是由于若干原因,陪审制度的实际运行中也还是能够发现亮点。
例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在1996年时就有120名人民陪审员,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各类案件共1363件。
上海自1992年开始建立共青团陪审员制度以参与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到1998年已有共青团陪审员214名;从1996年到1998年,共青团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少年刑事案件达500多件。
在山东省,多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还能够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根据1998年的司法统计资料,全省法院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分别占各类案件总数的27%、7%、9%和18%;又据统计,到1999年8月,山东全省共有人民陪审员1805名。
尽管如此,陪审制度的萎缩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一切都清清楚楚,似乎也很自然,但是,这才是不自然。
这种不自然具体表现在:第一,当陪审制度具有很高地位,并且构成宪法原则的时候,它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第二,陪审制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那么好的条件和大气候,还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呢?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制约制度,特别是陪审制度发展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就纸上层次而言,实行陪审制度的细则严重缺乏也许是一个原因,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后的第一阶段里,陪审制度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但是,这个理由还不充分。
因为,缺乏细则规定还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它还可以是某一原因的结果,因此,以此为理由还不彻底。
这样说来,除了纸上因素之外,还应该有其它一些因素在制约着新中国陪审制度的实际发展。
为此,我们就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去寻找答案,我们就需要深入了解当新中国建立陪审制度时决策者的一些宏观考虑。

实际上陪审制度同其它制度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人的实际操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制度是人类行为的产物。
第一,任何一种制度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许多人的反复实践和多次操作,只有这样,制度才能在各个方向上得到扩展膨胀。
但是,由于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初期整个司法实践的规模就不是很大,因此,我国陪审制度得到实践的机会并不很多。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少数非常有个性的、有胆有识的人物的积极参与和大胆实践,正是他们的积极行为赋予了制度以鲜活的生命。
否则,存在的制度最好也就是”不死不活”。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如果没有马歇尔法官的精心设计和慎密思考,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和坚持,没有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司法审查制度。
再看我国,由于我国陪审员的选择往往是各个单位选派的,因此他们大多是各个部门领导信任的,是听话的、顺从的,他们往往把担任陪审员看作是领导的信任,因此也就把不惹是非地完成任务当作是对自己领导的回报。
这样的背景使他们几乎不可能想起什么充实和发展陪审制度的大胆方案。
我甚至大胆设想,如果我们今天把那些在商界和企业界显露头脚的的精明强干的人们选为陪审员,用不了几年,陪审制度一定会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发生根本的变化。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党对于司法工作的整体考虑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运动就迅速展开了。
1952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为整个司法改革运动定下基调。
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作风上纯洁””各级司法机关”,”有系统地正确地逐步建立和健全””司法制度”。
而运动的核心就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
为了成功地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司法机关,除了大规模的政治思想宣传之外,组织上的措施相当有力。
根据统计,大约有6000名所谓”旧法人员”被清除。
除了那些被从大学的讲坛上轰出去的学者之外,司法机关中被清除的人员也很多。这些被清除的人员出路不是很多。
他们有的去了医院的X光室作挂号登记,有的去了火葬场做杂务,有的在机关的房产处,有的去中小学当老师,还有的在家闲着,等等。
这只是组织措施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选派年轻的革命干部到司法机关,加强司法机关的工作。
当然,这部分人的法律素质较差,他们不是不懂法律,就是了解很少。

新中国的陪审制度就是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或运动中逐步建立的,因此,它不能不受到指导司法改革运动的那些原则的直接影响。
今天,当我们讨论陪审制度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关注陪审制度自己的特殊性,陪审制度与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的密切联系,然而,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少涉及的。
这不仅是因为那时人民的法律专业意识还很弱,更重要的是,那时,人民对制度的考虑更政治,主要着眼于维护权力。
也就是说,那时人民或说决策者们关心的是各种制度的建立如何使之符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如何有助于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
制度的建设不是书斋内的坐而论道,它必须”与如何保证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对司法的有效领导以及改造”旧司法”相联系”,使之成为保证共产党统一集中领导的措施。”
之所以需要建立人民陪审制度,并从工农和革命干部中选派陪审员实际上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旧法观点和纯洁司法机关。
虽然这些人民陪审员可能不懂法律,但这没有什么要紧,甚至可以说这还是一个优势。
只要他们具有政策水平,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就足够了。
虽然人民陪审员的”满口的革命大道理”可能不符合逻辑,也许会与法官的法律意识相悖,但是,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它本身就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完全能够在法庭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制约或压制法官的旧法观点;如果法官本人已经就是革命干部,那么,若干人组成的法庭还可以取得集思广益的效果,有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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