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蒋介石为八路军提供防毒面具,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

发布时间:2019-10-08  栏目:秦朝历史  评论:0 Comments


时间:2012-12-17 12:26: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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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生涯

1937年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命令。26日,蒋介石命拨防毒面具6000套交叶剑英。

先父李华英,号小川,1885年5月26日诞生于云南大关县。在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先父赴日寻求救国之路,于1906年结识孙中山、黄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新军中发展组织,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后任南京陆军部少将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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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先父护送黄兴至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国内反袁斗争日益剧烈,先父回国参加护国运动,助蔡锷离京赴滇,任护国军参议、少将副官长。蔡锷出师讨袁,入成都后,一切公私事务皆由先父代行,时人称之为“小督军”。因川局混乱,先父等护送蔡锷出川赴日就医。蔡锷逝世后,先父就学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高级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给养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原载《党史纵览》2012年第4期

“五四”运动后,先父回滇。除任云南省政府顾问外,受李汉俊委托,由杨蓁资助,在昆明创办《民觉报》,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军阀割据”,旋即被迫停刊。在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先父争取唐继尧与孙中山在广州相见,并先后争取过湘、滇当局倾向中山先生北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步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加强出征前的军训,积极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然而,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尚不足一年,是“疲惫之师”、“穷困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战无弹药,食无粮草。如何解决给养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1925年初,先父代表云南出席北京“善后会议”,并遵照中山先生指示,在会议中揭露军阀分赃会议实质。WWw.LSQN.CN

全国抗战爆发为解决红军的改编和给养问题创造了机会

1926年,先父已出任云南航空队队长,航空监、代训练总监等职。时北洋军阀政府以副总统诱唐继尧,唐一时举棋不定。在滇军将领会议中,先父重申继承云南辛亥护国光荣传统的时代意义,坚定了唐继尧继续倾向广东革命的意图。

1937年7月中旬,再上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

云南易帜后,先父任首届云南省政府委员,并出席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议。北伐中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中将参议,后又被任命为第三军团代总指挥。

而国民党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并未理会共产党的宣言,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4日,周恩来面会蒋介石,“力争无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项条件: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有,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蒋抱定“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私下也未让周恩来等在庐山公开活动。

北伐后,先父退居上海,经当局一再邀请,出任军政部参事闲职。

双方立场相差甚远,周恩来等便第二天离开庐山,转赴上海。

访问延安

在全国抗战之大势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7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等,“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方针”。红军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十分不满,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朱德、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于7月26日致电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我们改编3个国防师1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并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3个师1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应采取必要准备,在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27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但因“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显然,为抗日、为民族,中共已做好单方准备,做好不要国民党给养,“吃野菜”、“筹粮”的准备。同时,因恐国民党限制给养,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多留地方部队的方案。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邀先父参加“中央考察团”赴陕北考察。据先父回忆,在入陕前,顾祝同主持会议,会上先父与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考察团副团长邵华为首的代表们意见相左。邵华建议派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乔装为考察团勤务人员一同到陕北探听虚实,先父当场指出:“这样做不利双方团结抗日,如果没有诚意,考察团就不必去延安。”顾祝同只好取消这一提议。

7月中下旬,时局的巨大变化使蒋介石沉不住气了。27日,他通过西安的蒋鼎文催促中共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发表3个师的番号和师旅团长、政治主任的名单,提出以康泽为政治副主任。28日再定改编后的参谋长职人选。

考察团将至延安,朱总司令派红军参谋处长肖劲光等迎考察团于郊外。考察团进入延安当晚,由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设宴招待。朱老总携先父同时入座。

蒋介石急请红军出兵,使中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中共中央从前几天的义愤中平静下来,要求:“8月15日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在这6项要求中,首次提出弹药补充,表明中共意识到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红军急需解决的不仅是经费和衣食,而且是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弹药。

后来,先父拜会了朱老总。当先父谈到连日考察中,看到的红军抗日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经济公开,官兵一致,希望红军永远保持这种优良传统。朱老总激动地说:“你放心,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永远不会变质。”朱老总还在先父纪念手册上题字:“小川老同志,你真是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并约先父去见毛主席。在毛主席那里,三人讨论了对时局的看法,毛主席多次谦虚地征求先父意见。

为力促红军早日改编出师,7月31日,南京下达3个师的番号,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改编。国民党西安行营将中共请求补充的物品,电南京请领,并在行营运输处移郑州的情况下,“允设法拨5辆老汽车”,供红军军需物资运输。

在访问延安期间,先父还于窑洞招待所先后拜会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徐向前等。先父回南京路过西安时,与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做了恳谈。座间周恩来提出选拔国共两党团以上干部成立抗日军事训练班,国共双方各派一人分任正副班主任事宜,父亲表示坚决支持。

情况在向着中共利好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为此要求部队可下令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边改编边训练,并要求南京补充给养。以给养补充为出师的前提之意渐有雏形。不久,国民政府为实现全国抗战,迈出实质性一步–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领导人与会。8月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召开国防会议是中共既有主张,立即受到中共高度重视。3日,中央确定赴宁需解决问题:发表宣言;确定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红军作战方针。4日,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会。

先父回南京后,以陕北之行所见所闻连同拍摄的100多张照片及签名纪念册,积极向各方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诚意,不少南京头面人物闻讯纷纷来家走访。当时先父在百忙中也常以其陕北之行教育别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不在国民党。”

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翌日,在国共围绕《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谈判的同时,周恩来提出“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呼吁“补充器物”。

投身抗战

阎锡山为争取中共早日出兵,以军需给养、弹药相许

抗战开始后,南京当局要先父与云南军政当局联系,同时要他继续与中共赴南京代表团商讨国共合作、军队编制等诸多问题。随着抗战烽火日益扩大,先父代表军委赴山西前线慰劳并协助第二战区军务。在太原,先父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将缴获的一张日本军用地图面交给先父留作纪念。图上周用毛笔直书“平型关战利品,1937年10月于太原,周恩来”。一次,阎锡山和先父谈到“军纪败坏,无军不抢”。先父问:“有无不抢之军?”阎锡山的参谋长赵载文说:“只有八路军。”先父说:“如此中国还有希望。”赵载文问:“李先生,八路军不抢,何以中国就有希望?”先父反问:“难道八路军不是中国人吗?”赵载文色变,阎锡山也低头不语。次日就接到赵载文转告说:“日军逼进,太原城防空虚,阎长官请小川先生早日回京。”

从地缘上看,距红军最近的抗日战场为晋绥地区。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共加强与山西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当属必然。

在随后的武汉保卫战中,先父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云南代表,常与中共代表往来,彼此以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相互勉。武汉保卫战临近尾声,先父奉军委令,组织撤退。由于计划周详、调度得当,军民安全转移,市区内所有可以转移的机器物资也全部运走。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在日军威逼下,对中共态度积极起来。8月上旬,阎锡山赴宁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委托梁化之等与中共派驻山西代表彭雪枫主动联络,提出请中共部队早日出兵,可帮“筹办工作器具、刺刀、手榴弹、七九子弹等”,“射击装甲车之破甲弹,此间即可购办”。出于对中共部队出师路线沿途供粮的考虑,梁化之告:“经过晋省地区,粮食当不困难,但绥察边境则较缺乏”,意是希望中共部队走南线入晋。8月7日,彭雪枫请示毛泽东:晋方拟补充军需,“每种需要多少,请将数目预先电知,等阎回后即可作最后决定”。为保障部队出动前的后勤给养,他还建议派叶季壮或宋裕和准备在三岔堡、大同、丰镇等处设立兵站预先购粮,并派人预先到绥远购办皮衣以御渐寒天气。毛泽东深感事情重大,当日派左权赴太原,会同彭与阎锡山交涉;派叶季壮赴太原设供给机关;并转询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晋方可为我筹办各种装备、弹药等,每种究竟需多少,即电告。9日,毛泽东在前方报来红军所需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清单共5类19种物品的数目清单后,电告彭雪枫。同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任弼时,告知他们在其所开列的清单外,又增列步枪5000支,小钢炮40门,皮衣、皮帽、毡鞋各4.5万件。(笔者未能查实所列清单到底多少,但只就增列项来看,应为不小数目。)

在重庆时期,先父任军政部中将主任参事,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时有联系。当时因先父在职务上与军政部各司署时有接触,有助于争取解决八路军粮饷弹药等诸多补给供应问题。

第二天,毛泽东仍不放心,电示彭雪枫强调“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需照所开5类19种物品补充,否则同强敌作战很难收效。考虑到出师的粮食保障,他明示:因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延安南北800余里颗粒无收,而机关粮食还是从晋西与西安购买,所以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这一出师路线,基本采纳了梁化之的建议,虽有曲折,但沿途给养有保证,且途经晋军后方,便于补充正在争取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

抗战后期,先父为记者辩护,触怒了当局,被调参议闲职。时胜利在望,程潜以先父谙熟日本政情,推荐他出任全国陆海空军抗战损失调查室主任。

当日晚,彭雪枫面见回太原的阎锡山。不料,南京之行使阎锡山增强了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认识,心中有了底气,怕与中共“私行交易”犯蒋介石之忌,对原许诺中共军需事颇为谨慎,就19种待补充清单答:“小钢炮、水壶、刺刀、十字锹、七九子弹恐一时不能办到,其余各物此间存已无多,但可定做。”最好请周恩来与蒋面谈,待南京有电示,“即可筹办”。作为弥补,阎又主动提出一套解决方案:火速电请南京,确定红军具体任务,然后一切给养补充等即根据任务办理。红军出动地区或在敌侧或在敌之后方,将来运输补充甚困难,应要求南京提出行动兵力使用。钢炮不易得,如要求附属有建制的炮兵部队,则定能办到。作战地区寒冷,必须预备帐篷。事后,彭雪枫电请中央,建议察北沙漠运输工具须预有准备,如载重汽车、骆驼等,另现在就应准备到达目的地后与外蒙联络的人员及部队,以便求得补充。

先父率战后首届军事代表团赴日处理中国战俘善后事宜,并与盟军太平洋战区统帅部联系,受到在日侨胞热烈欢迎。先父办事讲究效率,不到三个月,将日侨俘3万余人运送回国。李自端

8月上旬,中共中央将设计好的出师路线通过周恩来、彭雪枫分别反馈给蒋介石和阎锡山。10日,蒋介石电询阎锡山的意见。阎在危机之际,对中共部队出师求之若渴,当然无异意。于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八路军出师路线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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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见战局不利,将一时难以后运的大量军需弹药送给八路军,落个“顺水人情”。其数额可通过以下略有反映:一是11月13日,周恩来、彭雪枫、叶季壮、杨立三在给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的电文中称,太原失守后,晋西形势紧张,现有约30万余军用品急需后运,至迟月底运完,否则有损失之虞。提议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并派干部到大宁主持工作。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萧劲光,要求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二是11月16日,周、彭、杨再电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称大宁已送平渡子弹30余万发。为防溃兵抢劫,提议须有相当的武装来押解。同时,派一连维持平渡关交通,保护船只安全。由30余万军用品、半个月的运输时间和仅3日即运30万发子弹,再及500头牲口和需相当的武装押解、一个连的渡口驻兵判断,八路军转运出的军需弹药数额是相当可观的。这次补充的弹药,在日后的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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