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太平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9-10-08  栏目:汉朝历史  评论:0 Comments


时间:2007-3-9 17:33:47 来源:不详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近代意识的农民领袖。他生活在西方近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撞击的时代里,洪秀全用拜上帝教理论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往返过程。笔者试图对这一过程作一初步考察,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仁。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独尊上帝,斥佛、道诸神为妖,军行所至,寺庙、道观多被破坏,它之排斥佛、道是始终如一的。至于儒学,人们习知于太平天国的一些反孔故事;事实上,儒学在太平天国的命运是颇为错综复杂的。本文主要根据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对此试作勾稽探讨。

叛逆:斥“儒”敬“耶”

一、早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儒学的态度

洪秀全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就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古文多篇”,其后又“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①a]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此时的洪秀全满脑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古训。他曾先后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梦想通过封建科举考试,谋取功名利禄。那么,象洪秀全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为什么会走上传统文化的叛逆道路?他又是怎样成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判逆者呢?

太平天国的领袖和思想指导者洪秀全七岁人塾,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史籍,但多次应试不售。1843年,他30岁时细读广东人梁发所着的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以之与六年前病幻中所见异像比附,于是“大觉大悟,如梦初醒”,开始信仰上帝,自行施洗,作感悟悔罪之诗,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自此,洪秀全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拯救一个邪恶的社会而进行宣传“上帝真道”的活动。他在1843年后几年中努力追寻救世的方案和理想的社会,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曾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料来源。洪秀全在起义前写有几十篇文章,现流传下来的有写于1844—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赴广州应试失败后,长期压抑在他心头的愤恨一古脑儿迸发出来,他下决心“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举士”。“为不平之心所激,深感绝望,发见研读孔子不再是获取功名的途径”[②a],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怀疑,继而排斥的心理。恰在此时,他阅读了梁发著的《劝世良言》,此书“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基督教的纯正教义也就深入其心”[③a],从而为他排斥、攻击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洪秀全“于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得书中所言与其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④a],再加上他的附会和想象,使得书中的“上帝”从一个灵魂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这一切,对处于困苦迷惘之中的洪秀全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付“灵丹妙药”,更坚定了他排斥传统文化、信奉基督教的决心,从此,洪秀全遂以“上帝”取代孔孟,走上了排斥传统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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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和攻击有如下大端:

首先,打倒偶像、捣毁庙宇。这是洪秀全排斥、反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1844年,他和洪仁玕打掉村塾中供奉的孔丘牌位。1847年,他在武宣东乡又题诗一首申斥九仙庙:“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⑤a]这些举动,说明洪秀全已经号召发动穷苦百姓向传统文化的“偶像”、“妖魔”进攻了,不过,此时还带着很浓的宗教色彩。但在金田起义之后,尤其是定都南京之后,其政治色彩日趋浓厚,其规模也较起义前大,太平军所到之处“逢庙宇无不拆毁,见神像从不跪拜。”[⑥a]对洪秀全的这些举动,封建统治者发出了种种哀鸣,曾国藩就叹息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①b]。洪秀全捣毁佛像寺庙,在客观上提高了人的因素,发现了人的价值,其意义也不亚于欧洲十五、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运动。

其次,批判儒学、焚烧儒学。洪秀全在接受《劝世良言》的思想后,便勇敢地向被封建士大夫视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挑战。他在《太平天国》中编造的天父皇上帝与天兄基督斥责孔子作书误人并鞭挞孔子的故事,就使得“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在上帝、基督面前也威风扫地。

太平天国起义后,对儒学的冲突一度十分猛烈。洪秀全以“天王”名义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②b]。洪秀全言必行,行必果,如汉阳叶云素,扬州阮文达、秦敦夫、程穆堂等家皆有“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太平天国一到,则“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考烧荣,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③b]。正是因为洪秀全击中了封建统治者的要害,所以引起了封建文人的疯狂反扑,他们对太平天国毁书进行大肆诅咒:“毁亵斯文,上天干怒”,要受“雷亟”[④b]。曾国藩亦骂道:“举国数千年礼义之人伦诗书曲,一旦扫地荡尽”[⑤b]。洪秀全批儒学、焚儒学和封建文人捍卫儒学、尊奉孔子的斗争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

最后,改革封建科举制度,自行开科取士。洪秀全宣布士农工商皆可应试。考试内容不是以四书五经为题,而是以新旧圣经为准。考试的形式分为县、省、京三级考试,除了天试外,还有东试等形式。考题有的考一文一题诗,有的是一论一解不等。太平天国首次开科考试是在1853年广西永安城,建都天京后,开科取士形成一项制度。且还废除了封建门第出身的限制,不分男女贵贱,机会均等。“无论布衣绅士,倡优录卒”,“无论何色人,上至丞相,下主所卒,均准与考”[⑥b]。

洪秀全自己开科取士,为太平天国政权网罗了一批人才,与此同时,对于千百年率由旧章、相沿成习的科举制度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开天辟地的反抗和背叛,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强劲有力的批判和史无前例的改造。

概而言之,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文化的排斥和批判,规模之浩大,行动之彻底,是历代农民战争所未有的。那时,不少人“有三纲不闻,而反言之以洪杨诸匪为正,而指斥敢及君父者”[⑦b]。由此可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确实起了近代开创“破坏了数千年文化传统”[⑧b]先驱的作用。

复归:“耶”、“儒”并举

洪秀全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的“焚书毁庙”的排斥政策,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感,其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为了及早摆脱困境,扭转危局,洪秀全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对传统文化的强硬排斥态度,回到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并在“天情道理”的宗教面纱下,将封建的等级观念、君权神授和仁义道德等儒家思想搬到天平天国的体制内,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宗教神学、孔子和上帝、中国的封建皇权等级观念和西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等同时存在于太平天国内。

太平天国由焚禁“孔孟妖书”转到删改儒家经典,其标志是1854年3月“删书衙”的设立。“删书衙”是太平天国删改儒家经典的专门机构,它由洪秀全亲自指导,但实际事务由何震川、曾杨剑、卢贤拔等人负责。洪秀全以信奉“独一真神唯上帝”作为删书的标准,凡合此者则留,不合者则去,这样的删改实际上没有触及儒家思想的本质。

在太平天国内部,洪秀全还继承了封建的等级观念、君权神授和仁义道教等儒学的“精华”,这在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中随处可见。太平天国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反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①c],并公开宣称“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由此可见,等级观念在太平天国内影响是何等之深!洪秀全规定,妄题皇上帝“爷火华”之名,就是犯干名,是为大不敬。洪秀全还继承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并从基督教教义中寻找理论根据,他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次子,使他的血管陡然流动起带有皇族血统的血液,成为他日后登基坐殿的遮羞布。这一切说明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运用同封建时代的皇帝已无差别可言了。

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时间,如果从1843年算起,到1854年,前后共经历了12年的时间。那么对孔丘怀有深仇大恨的洪秀全为什么又转而运用传统文化呢?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文化的巨大阻力,是洪秀全态度改变的根本原因。数千年来,孔孟之道作为封建统治的支柱为历代统治者推崇备至,儒家的一套伦理道德渗透到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无一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在那些封建士子的眼里,四书五经乃是他们登上仕途的桥梁,是他们光宗耀祖的必经之路;在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看来,道观、寺院、关帝庙、岳王庙是他们祈求神灵保佑的神地,是他们寄托精神世界的伊甸园。太平天国禁读四书五经,把寺院、道庙破坏殆尽的残酷现实,无疑打破了士子们光宗耀祖的美梦,使受苦难者找不到精神寄托的场所,生活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这就引起了那些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旧知识分子,以至一般人民的惶恐和反感。恰在此时,曾国藩不失时机地于1854年2月抛出《讨粤匪檄》一文。他列举太平天国破坏孔庙的种种行为,煽动人民起来与太平天国为敌,以此来“慰孔孟人伦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②c]。曾国藩抓住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留恋的心理,激起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反感。这些冷酷的现实,促使了洪秀全的猛醒,感到自身政策的偏谬,不得不改弦更辙,由排斥传统文化转而吸收运用传统文化,并使其和拜上帝教理论一同为其统治服务。

其二,维护天朝统治的需要,是洪秀全态度改变的重要原因。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政权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大有和清王朝划江而治之势。太平天国靠其武力占有半壁东南之地,然而治国又使何术?这不能不是洪秀全日夜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孟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就是因为它能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此时的太平天国政权正日趋向封建政权转化,儒家文化自然成了洪秀全选中的工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洪秀全的这一逆转。

起义伊始,洪秀全对孔孟之道发起攻击,但他们在攻击孔孟儒学的时候,又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工具,只是凭着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的认识,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作为统治工具。但是,必须指出,他们虽然以基督教为斗争的工具,但是他们的思维仍摆脱不了旧的封建意识桎梏,始终未超越儒家传统文化。随着太平军的节节胜利,太平天国政权不再强调“破坏”和“革命”,需要的是“巩固”和“建设”,这样,保留在他们头脑中的适应统治需要的封建意识逐步抬头,最终又走向极端——运用孔孟儒家文化,为其政权服务。

其三,杨秀清以天父下凡方式的干预,是洪秀全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前期仅次于洪秀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虽然接受的封建教育不多,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不亚于儒生出身的洪秀全。早在太平军进攻湖南途中,杨秀清等曾发表《奉天诛妖》的反清檄文,公开号召“名儒学士”参加革命。定都天京后,出身寒微的杨秀清的封建意识越来越浓,他和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他凭着自己对天国的历史功绩和取得天父传言的资格,威风张扬,不知顾忌。甲寅四年六月,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对洪秀全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乎正道忠厚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杨秀清以天父的口气阐明删改儒家典籍的原则,而用其中“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为其统治服务。作为有天王位而无天王权的洪秀全,对握有实权的东王的建议,不得不慎重对待,加以利用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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